本世纪初，当康德的名字刚刚为我国学术界所知悉之际，欧洲大陆正悄悄地兴起一场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这就是以胡塞尔为开创者和主要代表的“现象学运动”。康德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是西方近、现代哲学中两次划时代的重大转折，人类在一百五十年中（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胡塞尔逝世1938年）拥有这两位巨匠，是时代的幸运。而这两位哲学大师的思想又是那么接近，如果不是他们各自创造性的建构及所造成的颠覆性的后果，简直可以看作同一个思想的继续发展，至少也是隔代遗传。
然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所有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家中，这两个名字又是最难于接近的。当年王国维向西方求学，慕康德之名而趋之，终因其“不可爱”而转向了叔本华，正如同今日学人纷纷炒热海德格尔而冷落胡塞尔一样，表现出中国人在最理性的哲学事业中骨子里仍然是个情感主义者，或思想上的“享乐主义者”，中国学者一般来说往往是研究谁就是谁的信徒，不喜欢的对象决不肯下功夫去研究，这就叫做“知行合一”或“言行一致”，“为学与为人一致”，但实际上导致一种自我封闭，缺乏思想上的开拓精神。中国的思想家崇尚体验，讨厌逻辑和方法论，不耐烦事先在工具上作细致的打磨，总想一下子直接把握真理，“直指人心”，“顿悟成佛”，这是阻碍我们走近西方精神核心思想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康德与胡塞尔都是方法论大师，就此而言，他们是西方精神的最典型、最优秀的代表。当然，他们最终都要迈回直接性，在康德，是回到信仰，在胡塞尔，是回到直接的“生活世界”和体验。但这在他们决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更不是“一念之间”即可成就的。在读他们那些文字枯燥、思想艰深的大部头著作时，我们会不由得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感到他们忍受思想炼狱的耐力和内在生命的顽强都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不过，一个有心献身于哲学这一艰苦事业的人，不会停留于这种惊叹，而会起一种模仿的冲动，呼应着他们的自由的召唤而去作创造性的开拓。戴茂堂君的《超越自然主义———康德美学方法论研究》就是这方面一个可喜的实例。
国内对康德美学的研究，往往是就事论事地撷取他的个别观点来加以评述，然后将这些单个评述没有遗漏地连缀起来，由此构成一个“体系”；要么就将他的各种观点都拿来当作自己既定的某个体系（或是中国传统审美趣味，或是自己的某种哲学立场，或者甚至是一整套抽象的教条）的证明或反证。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康德美学方法论的考察。例如，在谈到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非概念的合规律性”、“天才”、“游戏”等等思想时，许多人可以洋洋洒洒，大加发挥甚至发挥过度；但一谈到“反思判断力”、“先验原理”、“直观知性”、“类比”这些概念，他们就只能照本宣科地重复康德（还不一定准确），然后加几句外在的评语了事。这种“买椟还珠”做法，在戴茂堂这里被突破了。在本书中，作者着重考察的倒不是康德美学的那些具体观点（尽管在这方面作者同样有很多创见和洞察），而主要是康德得出这些观点的那种独特的方法，以及这种方法的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意义，只有立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现代视野才能看出来，这就是对自然主义的超越。
作者指出，在康德以前，西方传统的美学要么是认识论的（客观主义的），要么是心理学的。这些美学始终未能摆脱胡塞尔意义上的“自然主义”的束缚，不是把审美看成对客观事物的摹仿或“反映”，就是看作心灵的一种迷狂状态。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出来，这两种立场就受到了根本的挑战。在康德那里，所谓“美”决不是客观事物的某种“属性”，而是主观的一种活动的表象；但这种活动又决不只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具有一种“先验的”普遍意义。因此，康德美学的方法论特点就在于，一方面把鉴赏对象的存在“存而不论”（悬搁），从直观中达到对“事情本身”的 本质还原”，另方面又不停留在这些直观本质的主观心理层面，而是努力为它寻找一种“主观普遍性”（或主体间性）的“先验”根据，从而进到胡塞尔所谓“先验还原”。这就凸现出康德美学方法论的一个极其重要、却常常为人们不注意的现代意义，就是康德早于胡塞尔一百多年已提出了哲学至少在审美鉴赏领域要“超越自然主义”的问题。这一发现不仅仅有助于我们对康德美学价值在现代的全面估价，而且也是我们进一步理解康德文本的一个新的入口。康德的许多晦涩难解的原意及他为此作出的许多看似笨拙的努力，在这种眼光之下便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从而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提出的一条方法论原则：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对康德美学的这一最新解读，可说是这本书最重要、最富启发意义的发现。
然而，作者的审慎之处正在于，他并没有任意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拔高到不适当的地步（这是很多做个案研究的中国学者常常不能避免的），而是充分意识到康德思想的“前现代性”。他多方面、多层次地论证了康德美学方法论在走向现象学方法的途中的不彻底性和传统自然主义思维的残留痕迹，归根到底是人类学的痕迹，这种人类学把人当作一个天赋有知、情、意三种心理能力的生物来加以“科学”的考察、分析和分门别类的规定，从而偏离了哲学作为对普遍真理的纯粹探究这一本旨。即使是康德的“先验”，实质上也并非真正的客观真理，而是归根到底落入了心理主义的臼巢，他对自然主义的超越因此也就半途而废。作者立足于对胡塞尔现象学精神的准确理解而对康德哲学作出的这一批评，使我们对康德美学的方法论缺陷洞若观火。
但作者也没有仅停留在用胡塞尔的思想来解读康德这一固定的立场上。难能可贵的是，他力图沟通胡塞尔和马克思的实践论及社会交往理论（这与哈贝马斯等人的致思方向可说是不谋而合），并从这一更高的思维角度来进一步剖析康德美学走出困境的道路，指出了建立在吸收胡塞尔现象学的合理成分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感性学”这一现代美学的前景。
（该书即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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